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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走过的都不是冤枉路
 回头,搜寻所谓“生涯规划”的痕迹,我在每一个生命转弯的地方,在时光流逝中匆匆,都看见一本书。

 我在打开那本书的时候,无意间发现扉页中抖落的地图:

 一张隐形的地图。只有我用幻想的眼睛看得见的地图。地图上描绘着用想像力当柏油铺成的道路。那些路随着时间化成实相,交给我的足迹,一步一脚印,我走时有时千辛万苦,有时以为自己了路,有时觉得自己离了“正道”很远。

 但都不是冤枉路。

 因生命中并无冤枉路。如果,心,并不想喊冤。

 我看了朱天心的知《北一女三年记》后,燃烧起一种雄心壮志,我想,念一个高中如果就可以写一本书,如果三年生活值得用雕栏玉砌的文字来描述,那一定是个值得念的学校。

 幻想我用宪兵般昂扬的步履踏进琼楼玉宇般的第一学府,然后到荷花池边谈恋爱,一起数荷叶上掉落的珠,幻想自己是纤弱优雅的少女,有人在黄昏落时诵着我的名字。

 想起从前的幻想,皮疙瘩掉了地。

 牯岭街的破落宿舍和群体生活首先击碎了我的幌想花瓶,当时严苛的校规、竞争的压力和教官像招帚一样,随着把我的碎玻璃扫进垃圾筒里。

 想想当初确有很多“生命中不能忍受的情事”当我看了杨照的《迷路的诗》,看他写高中生活也写成一本书,被我封锁已久的过往,又血脉活络了起来。

 我怕忆旧,因为我以为,会说当年勇的人一定老了。

 我怕的是老。怕白头宫女在、闲话说玄宗,总有一种花落叶调的凄凉。

 怕的或者不是老,是凄凉。

 《迷路的诗》中,杨照说他们建中校刊社学生曾模仿庄子的笔调写了一篇短文,把“北一女的新书包没水准”:藏在文章里,引发校史上空前绝后的校刊回收事件。

 我觉得很好笑,因为我也看过那篇文章,因为那年我背的就是那个空前绝后被嘲笑为没水准的新书包。

 哈哈,因为我也觉得很没水准。而且觉得写文章骂我们书包的人真有水准。

 我的北一女三年记写不成一本书,当时呆头呆脑的我,根本不是叱咤风云的学生,我要适应的问题多如麻:

 英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全用英文,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都在鸭子听雷。上高中前我根本没使用过英文字典,你相信吗?我只是能“看”英文,对于讲和听,一窍不通,简直是聋子。后来鼓起勇气问同学:“你们没有英文听力方面的问题吗?”“怎么会!”我的同学说:“老师讲得那么慢…”

 数学课,比鸭子听雷还惨。我根本像只天生就盲眼的地鼠,在的沼泽中载浮载沉的爬行。老师问懂不懂啊?我只能呆呆看着前后左右的同学在猛点头。

 要学习完全照料自己,自己洗衣、觅食,在宿舍里一被八十二岁的女舍监看不顺眼,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,还好她乡音甚重,搞不清楚坤在骂什么。

 我们被统称为“外地主”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特别意义,不过,同学讲什么你听不懂会被视为理所当然。因为你比别人上。我在高一时,我第一次知道有“空中英语教室”和1CRT电台;我很惊讶为什么同学们会唱英文歌。

 就连拿手的国文课,也上得很难过,国文老师老是语带讥笑的认为本省籍同学发音不标准、文章写得不好。家教一定不如外省籍同学得天独厚。她总不叫我的名字,只叫号码,仿佛我是囚犯,书背不出来就罚站。体育课是绝对头痛时间,留着一头斑白直长发的体育老师天天说,哪个项目不及格就别想毕业。

 根本没有娱乐,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娱乐。有一种最无聊的娱乐叫“排字”就是国庆或重大节庆时全部同学都奉命当人墙,旗子一挥就把手上的板换颜色。排奋斗。艰苦朴素啦、努力学习啦。在学校大门口的我们,一到国庆节特别忙,我记得有一年还戴着绿帽子(绿色的伞帽)到学校门前排图形,一站站三个小时,昏的昏,倒的倒,元旦还要参加清晨的升旗典礼,大家都很激动的欢呼,人群兴奋的大叫。那时还有一段特别精彩的演讲节目,说了什么,我忘了,但那时学生仿佛沸腾着一种情绪,我们要好好学习。努力奋斗、争取第一。

 不适应的随着时间的推移,全适应了,但一种寄人篱下的苍凉很难试去,只是随着成长的轨迹变淡了。

 毕业很多年后遇到同是“外地生”的朋友,说起当时经历。老实说,想来还是很苦。“教我再重来一次,打死我算了,”朋友说,我会心的笑了。“可是也学到了不少东西,对不对?”

 对。这样的北一女三年,给我一些独特的经验。

 使我比同年龄的一般女孩懂得靠自己克服困难。

 独立,变成理所当然应该具备的生活能力。

 量入为出,绝不寅吃卯粮。

 我会告诉自己说,新环境,一下子你就会适应。

 了解生命中有许多琐碎情事要处理,除了读书;与“生活低能症”绝缘。

 明白成功是最好的报复。只叫我号码认为本省人语文能力不佳的国文老师,现在,如果还记得我的话,不知道会不会承认她这样对待过?我知道,当别人看不起你时“赌烂”是中了计的下下策。由于我的“不服输”她也成为一个给我隐形地图的人——她用的是将法吧?但无论如何,使我往前走。

 这位国文老师兼任当时的班导。那年,美丽岛事件发生了。她对我们晓以大义之后,在作文课要我们就此事件发表观感。

 还是戒严时期,作文课题目常是爱国八股,令人烦厌。

 我决定写点不一样的。我记得我写的大概是如下的意思:如果蒋公对日本人都可以“以德报怨”为什么对自己人要这么严苛呢?只不过是上街游行,民主政治就应该包容异己…

 老师用红笔把我的作文全篇打叉,写了大大的零分。马上打电话给我爸爸,请她到学校来,跟他说,他女儿思想有问题,而且不合群。

 我爸走后,她叫我进办公室,对我说:“给你零分算对你客气,我没把你的作文交给警备总部,你应该感激我!”

 我一直很感激我爸采取的态度。他对我的那篇作文,一句话也没说。当然也没有照老师的话指责我。他把他到学校的事当作完全没发生过。

 升高二时我感觉自己开始在谈恋爱,现在想想,其实离恋爱很远。如果恋爱应该是一碗汤,当时的恋爱感觉,不过是加了一点点味素的清水。

 在暑期活动时,我认识了一个建中校刊社的。他第一次写“清书”给我时,我一连三天都像躁郁症患者。翻遍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情书,慎重的回了信,然后我就感觉,我终于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这三个字,对于“民智未开”的我来说,简直是终身大事。

 我们很少见面,他一两个月才会打电话到牯岭街宿舍给我。每次见面他总是一副害羞的样子,告诉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、尼采如是说、叔本华如是说、佛洛依德、柏拉图如是说,希腊古巴如何,惠特曼如何。

 以上这些人是谁,我那时根本从没听过。我对他的博学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,后来发愤啃书的热烈情况,只能以“风檐展书读、古道照颜色”形容之。

 他对我影响深远,虽然他不是故意的。只因我到底有一口气在,不愿被他看成小白痴。

 我记得有一次他兴致的拿了一本建中青年来给我“拜读”上头有一篇他的万言小说,一篇爱情小说。他说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,在重考高中时,和“女朋友”爱得如火如荼。

 女朋友?那我,又是什么?

 这个问题我没问出口,只是优雅一笑,一背过脸,感觉中已“肝肠寸断”了一万次。

 我躺在摇摇晃晃的铁板上层,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完他的小说,不只看一遍…基于自尊,我认为那篇小说烂透了,有什么难?我也会写。我含着眶的眼泪很争气的对自己说。

 有什么难?我也会写…当我开始写第一篇小说时,我全无新手上路的羞涩徬惶。

 像小小的火星点燃一整片杂草茂密的莽原;藏在心灵某处未开发的荒原被火光照亮。火光灭后灰烬残留,正是播撒种子的沃土。

 升高三时他拿了一本《丹诺自传》给我,对我说,有为者亦若是。但他并没有告诉我,英美法系跟大陆法系是不一样的,在我们没有陪审团的法庭中,律师能为当事人多讲几句话就该偷笑,哪有可能以滔滔不绝的口水翻云覆雨?

 我因《丹诺自传》,跟他约台大法律系见。我们共同的第一志愿。从此,不到放榜不见面,他说。他高三下学期因旷课太多办了退学,在家中自修。放榜后我在另一所国立大学的法律系上看到他的名字。他说他已心满意足。上大学后我们更没有联络,我忙着当新鲜人,接“苦尽甘来”的生活,好逑者处处都是。我怀疑我根本没谈过真正的恋爱,和他。他把所有的信还给我。

 听说他大学只念了一学期,因为每天只打麻将不上课,被学校勒令退学,当兵去了。三年,音无讯息。在我的记忆里几乎已不再现身。

 一个人的历史中,若有一个没有什么血泪集,却改变了你一生道路的朋友,总是幸福的。有时我会怀疑。这样的人,是上天指派来送给你隐形地图的天使。或者,有些天使藏在书中。有些天使,有时也会恶作剧,给你一个错的指示,但却是必经之路。

 他看过我的小说吗?有时我会在想像的棋盘里做着各种假设。

 他快乐吗?

 还以狂狷自许吗?到底曾经爱恋过我吗?

 有白头发了吗?还在看些什么书?他结婚了吧?有孩子了吧?他,还活着吧?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,是否还能相见呢?

 他酷看到这篇文章吗?

 有什么难?我也会写——他会这样说吗?

 答案并不重要。

 有没有爱过也不重要。

 凡走过的都不是冤枉路,如果我仍能微笑。

 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 m.BbbB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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